“短命”建筑莫等“亡羊”才“補牢”

 從浙江奉化“20歲”居民樓倒塌到江蘇常熟“25歲”居民樓坍塌，從上海虹口民房倒塌到北京大風吹掉一些樓房的外墻外保溫層，“建筑質量”已成了令人揪心的公共議題。

  曾有建筑專家直言，我國上世紀建設的一批“快餐式”房屋已進入“質量報復周期”。如今，這些“80”后、“90”后房屋的坍塌，成為對此前盲目建設的莫大諷刺。有媒體指出，按照我國《民用建筑設計通則》的規定，一般性建筑的耐久年限為50—100年，而英國建筑平均壽命是132年，美國為74年。但是，更具強制力的《建筑法》卻僅在第六十條中規定“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壽命內，必須確保地基基礎工程和主體結構的質量”。一個模棱兩可的“合理使用壽命”，引得無數建筑“競折腰”。建筑本應是“古代史”，卻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逼成了“現代史”。

  房屋壽命包括自然壽命和社會壽命。究其影響因素，除了房屋本身建筑質量和自然災害外，還有使用方式和城市規劃等。建筑質量是房屋自然壽命的決定因素，這與建筑材料和工程建設的整個過程息息相關。在這方面，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確實存在差距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我國市場經濟起步，很多建筑工人甚至來不及學習專業知識，就直接從農田被“趕上”工地;技術缺失，資金匱乏，那時的建筑業原始而粗放，卻不得不面對趕進度、省成本的大目標……再加上層層分包、監管不力，很多豆腐渣工程就這樣“應運而生”。

  但是，若僅看建筑質量，中國和英國絕無部分媒體所述的30年和132年之差。國內最大房地產開發商萬科集團的董事局主席王石亦曾坦言：“現在有一種說法，中國建筑平均壽命為30年。這是事實，但絕對不是說建筑質量只有30年，現在中國的建筑質量應該比改革開放前大大提高了。我們的問題在于沒有地，所以到了20年就要拆，這與我們的規劃、對未來的理念有關。”

  城市變遷，則是影響房屋社會壽命的關鍵因素。一輪輪缺乏銜接性的城市規劃和不盡完善的房屋設計，令不少民用建筑集聚區成了“核心地帶”，屢經轉手、屢被裝修翻新，而每一次大費周章的改變，都會使房屋“傷筋動骨”，也催生了諸多“樓脆脆”“樓薄薄”“樓歪歪”。然而，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，城市格局穩定，工地少，拆遷也少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發達國家對自己的歷史建筑高度自豪，很多人寧愿住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屋里，寧愿花高額資金來修護自家的老建筑，也不愿意換新房。而中國社會獨有的“拆遷文化”，在反映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發展過程的同時，也折射出了國人歷史建筑保護意識有待加強這一客觀事實。

  芬蘭著名建筑學家伊利爾曾說過：“讓我看看你的城市，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的人追求的是什么。”當平均壽命只有二三十年的城市建筑頻頻出現之時，我們應該知道，這個城市追求的是長遠政績，還是眼前利益。細數近年來的房屋坍塌，看似個案，看似建筑技術和施工問題，但在改革初起、樓市初興、資本流入之時，它們何嘗不是地方城市化建設的旗幟?

  每一起類似案件的發生，都可能伴隨著一個甚至多個家庭的悲劇。而這些悲劇，本可以完全避免。其實，強制驗樓也好，全面篩查也罷，最難的是真正落實工程質量終身責任制，讓責任人無處可逃。安居才能樂業，沒有什么是比“住在不會倒塌的房子里”更大的民生。何況，這些“快餐式”房屋曾經是地方政府光輝的面子工程，時過境遷，為其“補妝”或“卸妝”是地方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  未雨綢繆，總好過亡羊補牢。